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丰富的多义性，契诃夫就是一位擅于制造这种效果的语言大师。我们看他的戏剧《樱桃园》，没有办法简单地揣测出他对女庄园主的态度；或者读他的小说《套中人》，以为那个奴性十足的可怜虫是应该被嘲笑的，殊不知我们这种嘲笑背后的冷漠，也许才是作家真正想要批判的。戏剧工作者能够遇上契诃夫，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其文本的多义性，提供了广阔的再度创作空间。白俄罗斯杨卡·库帕拉国家模范剧院来京演出的音乐话剧《婚礼》，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契诃夫的作品表中，《婚礼》算不得经典之作。剧中，贪财图利的当铺估价员与下等文官家的女儿举行婚礼，丈母娘花钱雇来一位冒牌将军撑门面，结果婚礼却被搅得索然无味。这一独幕轻松喜剧创作于1889年末，其情节取材自作者发表于1884年的两部短篇小说《贪图钱财的婚姻》和《有将军做客的婚礼》。其中，《贪图钱财的婚姻》有个副标题，叫做“共有两卷的长篇小说”，不过剧作家只将第一卷的内容搬到了剧本的前半部分中，而《有将军做客的婚礼》则构成了剧本的后半部分。我们无从揣测契诃夫是基于何种考虑将这两个故事合二为一的，也许贪图钱财的女婿和丈母娘的确干得出花钱雇人撑门面的可笑行径。
将杨卡·库帕拉国家模范剧院的创作者对该剧的演绎，与作品的流转过程放在一起讨论，二者颇有几分契合之处。在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的二度创作下，全剧似乎重新被拆分成了两个主题，并且在前后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演出的前半部分，更像是一出实验意味颇浓的先锋音乐剧，在应接不暇的插科打诨中，原剧本中的台词几乎被彻底肢解开来，变成了杂乱交响乐中的人声乐器。这些艺术家显然深刻地意识到了契诃夫作品的多义性，他们不惜安排三组演员扮演同一对配角，以不同的语气和情绪反复念出同一段对白，由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戏剧效果。这一手段确实提供了文本的多重解读，但其弊端是剧情在反复的过程中迟滞不前，反而削弱了主题。
当冒牌将军终于登场的时候，演出风格似乎又回归到传统的戏剧语境中来，其剧情也似乎更接近于小说原作。比如，冒牌将军出场的时候，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个“矮小而仿佛生了锈的老人”，这句话出自小说，而剧本当中则没有这样的提示词。并且，和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一样，“将军”成了全剧的焦点所在，他像个当仁不让的主角，唠唠叨叨地说着大段枯燥的台词，并且让这种乏味的气氛从舞台上一直蔓延到观众席中。事实上，在剧本中出现的“将军”，更像是一件滑稽的道具，其善恶属性是无从分辨的；而在小说中，由于有着必要的背景铺垫，“将军”被塑造成一个对过去怀有美好回忆的孤独老者形象，尽管他最终遭受屈辱，却是令人产生怜悯之情。当代戏剧工作者应该是更倾向于小说中的描述，当“将军”退场时，他们安排一个天使给他慰藉，与他挽手同行，那天使便是新娘。
我们终于提到了新娘，这个全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却又最易被遗忘的角色。在契诃夫的笔下，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中，新娘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在小说中，他对新娘的评价只有一句颇为讽刺的话：“脸上流露出各种美德，唯独缺少一种，就是思考能力。”在剧本中，这位新娘仅有的台词同样透露出一种庸俗的气质。但是在舞台上，扮演新娘的女演员却仿佛一位绝望的智者，她固然可以伪装出世俗的笑容，说出愚蠢的台词，但更多的时候，她却如同被人遗忘的无法呼吸的金鱼，在喧嚣的人群中缓步穿行。有时她终于握住了麦克风，却因为没有台词而被剥夺了表达的权利，只能徒劳地发出无意义的语汇，面带痛苦的神情。她终于疲惫了。在“将军”喋喋不休地回忆从前的时候，她远离人群，瘫坐在幕布之外的椅子上，和观众从同样的视角长时间地注视着舞台中间发生的一切。她是舞台上的在场者，却是世俗闹剧的缺席者。那里不需要她，而她也不属于那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剧中饰演新娘一角的季娜伊达·祖布科娃，如今已是古稀老人，比饰演新郎的伊格尔·吉尼索夫年长约二十岁，倒是与饰演“将军”的根纳季·奥夫相尼科夫是同龄人。因此，当身着圣洁婚纱的新娘挽着身着军礼服的“将军”转身离去时，令人联想到的似乎是对旧时代的贵族精神的缅怀。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杨卡·库帕拉国家模范剧院对契诃夫作品的演绎，的确是具有一种颠覆意义了。
周健森，青年剧作家。